他是徐悲鸿最有才气的学生，被傅抱石高度赞扬，74岁却上吊自尽

1990年，“葡萄画圣”苏葆桢在家中悬梁自尽，死在了自己最出名的时候。

他曾是新中国艺术专科学校校长，徐悲鸿评其才气洋溢，柳子谷称他为不可多见的天才，傅抱石说他未来可期。

可他却因为几场无妄之灾，落下终生难以痊愈的阴影，最后上吊自杀。

所有人都原谅了他，唯独他不能原谅自己，曾经洁白的灵魂受过凌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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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6年，苏葆桢出生在江苏宿迁。

祖父有收藏碑帖字画的喜好，苏葆桢常常拿来临摹，不知不觉把潜力挖掘出来了。

街坊邻居想要描花鞋面样、绣荷包肚兜，都会找七八岁的苏葆桢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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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葆桢初中师从余定栋先生，毕业举办小组画展，苏葆桢毫无意外夺得头筹，奖品是一本《书旂画集》。

这时，命运冥冥之中早已注定。

高中毕业后，苏葆桢就地留在江苏立窑业学校，边工作边学习。

后来，抗战爆发，学校被迫内迁，苏葆桢也只得跟着到了江津。

刚好这时，徐悲鸿及国立中央大学也辗转到了重庆，新换的学校环境虽然一般，甚至是极其简陋，但教师阵容完全是重量级的。

徐悲鸿、陈之佛、傅抱石、张书旂、吴作人、谢稚柳等等都是该校的老师。

冲着这个导师阵容，苏葆桢决心考上了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画专业。

与他一同考上的，还有日后同样也是画坛的“预备军”们：岑学恭、郭世清、梁白云、孟广涛、刘泽、苏茂邦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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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常巧合的是，苏葆桢第一节课上的正是张书旂的花鸟画课。

张书旂虽然没有其他几位那么家喻户晓，但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

他是吕凤子的大弟子，他的书画不仅师承“黄筌富贵，徐熙野逸”，更对近代海派名家任伯年、潘椒石等绘画技法掌握颇深。

徐悲鸿评价他“刻意写生，自得家法，其气雄健，其笔超脱，欲与古人争一席之地”。

跟着这样的领悟型导师，苏葆桢进步突飞猛进，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

离开江津后的苏葆桢，经济十分困难，要不是中央大学管饭，苏葆桢不用操心一日三餐，否则他很可能坚持不下去。

肚子不用操心，但纸笔墨颜料的开销是逃不过的。

刚开始时几个同学聚在一起，那个做点熬锅肉，这个炒些面，拿去饭堂卖，凑点零钱买纸笔颜料。

苏葆桢则是发挥特长，画了许多花鸟小品，拿到沙坪坝的裱画店去寄卖。

跟着张书旂几年，苏葆桢的画法渐渐杂糅了张书旂的清新，瓜棚豆荚、芙蓉鸳鸯、墨竹促织、菊花茸鸡、芦苇群鸭、红梅黄雀，莫不入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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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，有同学在教室旁边养了锦鸡、鸭子、兔子。

苏葆桢从小就爱这些小动物，常趴在笼子外观察它们的一举一动，并在画纸上重现。

苏葆桢曾向儿子苏甦讲过当年的一件趣事，有一年过年，大部分人因为战乱没法回家。

家在重庆的刘泽提来了腊肉，大家合计，宰只鸭子炖腊肉。

但大家也只敢提一嘴，因为他们都知道，苏葆桢特别宝贝这些鸡啊鸭啊，今儿宰不宰得了鸭子，还得看苏葆桢舍不舍得。

这时，一直沉默不语的苏葆桢突然大声叹了口气说：

“鸭子呀，可怜的鸭子！我本不忍心杀你，无奈过年了，大家又没有吃的，只好对不起你了！”

之后，鸭子和腊肉灵魂合一后，苏葆桢一边掉眼泪，一边往嘴里塞鸭肉，一边为鸭子的牺牲哀悼，一边感叹鸭肉好香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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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4年毕业后，中央大学本有意留他当助教，奈何吕凤子百般邀请，希望苏葆桢能到自己的正则艺术专科学校帮忙。

一年后，苏葆桢与同学岑学恭举办联展，徐悲鸿发表文章评价：

“苏君擅花鸟，才气洋溢，近教授正则艺专，与吕凤子先生砌磋，艺更大进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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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任侠也毫不吝啬夸奖：

“观葆桢之画，即如见书旂之画也，书旂所受诸弟子，以葆桢最秀出，而作画又最勤，不仅能继宗风，其将来进程实无限也。”

与张书旂、徐悲鸿并称“金陵三杰”的柳子谷更是大胆直言：当代花鸟画作学，有如此造诣者，确亦不可多见。

作为曾经教过他的老师，傅抱石的评价则带有欣慰的语气：

“苏葆桢的画鸟，其技巧熟练，为大家所知，从前他步趋张书旂先生，现在也变得多了。

这次他有几幅菊花，可证明这一转变的特色，画纸上十分之七八做到了朴雅两字，倘再勇敢一些能把小部分的笔墨敛蓄起来，那就十全十美了。

关于这一点，我想葆桢一定和我有同感，他年青，聪明，又用功，前进吧！”

傅抱石上课时，常对学生说：

“你们屏息静气，握紧拳头，是可以把老师们打过江去的，你们想动手么？不要于心不忍呀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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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敬畏老师，更需要超越老师，成为更好的老师。

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吕凤子觉得苏葆桢只是在自己的学校当个讲师，未免太过大材小用。

于是鼓励他创办私立健生艺术专科学校，苏葆桢担任校长兼讲师。

后来随着新中国成立，学校迁至北碚禅岩，改名为新中国艺术专科学校。

可惜，它的存活期只有一年多，1950年8月，新中国艺术专科学校解散。

而不遗余力地办学，苏葆桢什么好也没落着，反倒惹了一身骚，给他造成了一生不可磨灭的伤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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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，苏葆桢在四川璧山办学时，曾想租用当地军队空置营房，但由于多方限制，就没租成功。

然而，清算时因为这事，苏葆桢就被记上了一笔，蹲了三年大牢。

三年里，苏葆桢被派去打扫市政街道、维修城区基础设施、清理下水道，苏葆桢回忆：“北碚许多的基础建筑，我都搬石头修过……”

1954年才得以出狱。有案底的人，即便再有天赋，一辈子都得戴着无形的镣铐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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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葆桢从零开始，给工艺社画竹帘、替重庆美术公司幻灯片着色，以此勉强维持生活所需。

好在希望总是会来的，1956年，为了充实高校师资队伍，周总理指示教育部在全国招聘人才。

苏葆桢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意外应聘到西南师范学院美术系任讲师。

给了他希望，苏葆桢便潜意识认为，老天看见了他的委屈，明白他的心酸，这道希望之光将会永久笼罩着他。

于是，苏葆桢开始放松下来。

过往的生活笔墨又重新回到了苏葆桢的纸上，一年四季的各色蔬果、花卉，足迹所到之处的罕见花草，无不进入他的笔下。

其中，最属葡萄苏葆桢画得最入神，素有“苏葡萄”之美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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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葆桢画墨葡萄用焦墨枯笔草书入画，大写意出藤蔓、枝干，显得那样苍毅、雄浑。

既充分利用生宣的浸润性能和水、墨推拒的天然效果，又运用色彩的浓淡变化，并在葡萄中间留出高光点。

这一独特创新的表现手法使他笔下的葡萄水分饱满、丰盛充盈、墨彩交辉、生动自然。

半透明的质感、光感和空间感，都在一把普通而又不普通的普通里一同展现。

然而，黑夜一到，苏葆桢才绝望发现，原来此前的风平浪静，底下全是暗流涌动。

1968年，苏葆桢再次因同样的问题二进宫，这次风暴来得更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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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社的后勤人员王先正，他儿子在西南师范读书，有一天儿子回家告诉他，这几天学校准备批斗美术老师苏葆桢。

王先正以家长的身份溜进去看，当时一间美术教室坐满了人，四个人押着苏葆桢到讲台，他胸前挂着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的牌子。

学生先一齐喊口号，接着围着苏葆桢进行批斗，期间有学生情绪激动，上去给了苏葆桢两脚，按着他的头，要他低头认罪。

苏葆桢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死死挡住胸前的牌子，维护自己最后仅剩的尊严。

批斗结束后，满身伤痕的苏葆桢，一把扯掉胸前的牌子，捏着一块粉笔，在黑板上从左到右画了条直线，又在直线中间盘了个大圆圈。

高声对台下的学生说：“你们把这一条直线和这个圆圈画好了，再来批斗我！”

苏葆桢重新被押走后，有学生不服气，拿着直尺和圆规去量，竟分毫不差。

在监狱待了将近十二年，1979年63岁的苏葆桢被释放。

天亮了，可吃过两回苦的苏葆桢，却再也无法相信天会永远亮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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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怕日子一天比一天好，外面的世界无不在昭示着新生与生机，苏葆桢就是不可抑制地被一次次拉回痛苦回忆的漩涡里。

他喘不上气了，他每晚做梦，都能清晰地感觉到，那些人的拳头、鞭子抽在自己身上的痛感。

他感觉如果再不停止，他仅存的骨头也要被抽干，他必须主动一次，主动勇敢地反抗一次，这次必须一步到位，他必须取得永久的胜利。

于是，1990年苏葆桢在家中悬梁自尽，决绝地死在他功成名就、如日中天的时候，享年74岁。

那一刻，他不是想结束生命，他只是想结束漫长的痛苦而已。

下面是苏葆桢作品欣赏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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